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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价破题促出版改革 新一轮改革应谨慎再启

来源:文汇报  发表时间:2011/3/28 8:25:34  浏览次数:4211  字体大小:
    说到底,出版的根本任务是以高质量的主旋律产品,高质量的品牌和精品之作,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占领图书市场。  
     
    陈昕同志希望我能为他的新作《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作序。我时年八十又一,亲友都约束我,不要过度劳累,但陈昕不同,他是出版界少有的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出版问题的学者和重要出版实体的主要负责人,在拜读书稿全文后,觉得不作这个序颇对不住陈昕的创见和厚望。    

    图书定价制度的转变    

    陈昕是以对“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图书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图书价格的不断攀升一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的关注与研究开篇的,进而又通过对图书定价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经济学分析,解剖了图书定价问题所反映的制度性弊端,既为新一轮书价改革发出呼唤,又为深入进行出版体制改革破题。    

    陈昕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决定了图书定价制度的市场化取向。在研究图书定价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问题时,我们不仅要重视图书定价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化模式转变的历史过程,而且更应该注重市场因素对图书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陈昕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定价制度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社自我定价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价格管制,我没有参与,不知其详情。我参与制订方案并监督执行的是1984年到1993年的书价改革,通称1984年、1988年和1993年的三次书价改革。现在回忆起来,我没有理性地提出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只是顺着潮流探路走。当时,上游产品大幅涨价、图书定价过低;而当时实行的定价制度又过严过细过死。在此背景下,要为出版社求生存谋发展,要让出版社的执行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样便出台了1984年由38类划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由12个档次改变为只分上下限的调价方案。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定价办法即陈昕所说“价格管制”的突破。1988年的那次印量在3000册以下学术著作按成本定价的改革,为当时受价格管制影响最大、出版社亏损最多、出版最难而科研和教学人员最为需要因而呼声最高的学术著作谋得一线生机。后来也证明,这次改革拯救了学术著作出版,也为国家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大计助了一臂之力。学术著作定价放开,对出版物价格改革的全局有重要影响。1993年4月的第三次书价改革,进一步明确图书定价既要面向市场又要区别对待,实行分类管理。这样,除教科书外,一般图书的定价,基本上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了。    

    陈昕对中国图书定价制度历史演变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图书价格市场化后最初实行的仍然是固定价格制度。他对反映中国国情的固定价格制度状况进行了多侧面的实证分析。    

    他指出,中国书价都谈不上昂贵,在某些领域,比如专业图书,甚至还偏低。但图书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价格攀升更容易引发人们强烈的不满情绪。他对中国人口读书状况作了分析后认为,中国广大读书人口收入偏低,他们如果买不起书,会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隐忧。这个警告值得重视。    

    行政行为不应过度干预出版    

    陈昕认为,中国对出版社一直实行行政性准入与退出壁垒,扰乱了产业内正常的优胜劣汰机制。多年来,又实行书号由国家最高出版行政机构统一配发的制度。书号是图书实现利润的前提,出版社尽一切可能用足书号,运营效率低的出版社通过“寻租”、凭借倒卖书号而获得“生存”能力,从而不必退出市场。这是造成图书品种猛增、低质书泛滥乃至生产过剩的制度性原因。我记得,30年前,因印刷能力不足等原因,曾出现出书“一版定终身”的情况,使读者买不到所需要的图书,想不到今天又出现长版书越来越少的新的“一版定终身”现象。陈昕说得好,这种低质图书唯一的竞争手段是价格战,其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对图书出版产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因此他建议,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厘清政府与出版的关系,改变政府行政行为对出版业的干预过度的现状。(一)允许国有、民营甚至外资企业有条件地进入出版行业;(二)努力建立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逐步把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到行业协会;(三)进一步破除区域行政壁垒,做大做强中盘。我也认为,如果多年形成的部门所有、地区分割和行政权力不适当干预的情况不改变,当今转企改制中人们高调唱和的重塑市场主体也难以规范行世。    

    陈昕认为,现行出版与发行领域的非正常激励机制助推了图书价格的虚高。其一,风险分担不均。现行退货制度使出版风险几乎全由出版社承担,出版社常以高定价规避风险。其二,恶性竞争与价格战。随着销售渠道竞争的日趋激烈,零售方的利润在大幅降低,从而形成向上游“倒逼”的机制,出版社不得不提高图书定价以给发行和零售商更大的折扣,而能拿到更高折扣的零售商又会率先进行新一轮的价格战,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其三,中国图书市场一直实施转售价格维持制(固定价格体系),但一段时间以来这一制度并没有被严格遵守,特别是近年来网上书店和部分实体书店的折扣行为,使得中国图书市场的固定价格制名存实亡,处于既非“固定价格”又非“自由价格”的“名义价格体系”。尽快规范图书定价方式,整肃市场秩序,在业内已达成高度共识。    

    陈昕呼唤新一轮图书定价制度改革。他建议,应尽快推出规范出版定价方式的条例,使得图书定价有明确的法规可以遵守和参照。他还建议对出版物价格按公共产品属性较强出版物与一般出版物的区分实行分类管理,并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实行自由定价,以消除市场失衡。    

    新一轮改革应谨慎再启    

    近几年来进行的出版改革,以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重组、上市为主要内容。改革必将进一步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由主要解决逐个出版单位的体制问题向解决涵盖出版全局的体制问题发展。在这个时候,陈昕发表专著,进言献计,以书价破题,促进改革。其建议有的涉及重大敏感问题,比如改变出版社准入和退出制度,有条件地、适时地允许民企外资参与出版等。如果实行,需要周密论证、选择时机并履行决策程序。陈昕建议规范图书定价方式,建立有利于提高图书质量和出版发行两环节合理分担风险的运行机制。进行新一轮的书价改革,当属当前应兴应革之事。但书价改革的社会敏感度比较高,2010年1月中国版协等颁发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中的“限折令”中途夭折,教训深刻,新一轮的书价制度改革应谨慎再启动。    

    出版的根本任务是以高质量的主旋律产品,高质量的品牌和精品之作,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占领图书市场。比起转企改制做强做大的高调与强势,我们对自己担负意识形态建设重任的注意力是否也应更大更强些?我看是需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导向往往比文化的导向更强大。如果文化担当的声音弱了,措施软了,也有可能偏离正确轨道。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明确指导思想和加强规划是重要的,而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使出版的思想文化属性更充分地彰显出来,更有其现实的紧迫性,也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宋木文    

    (作者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本文为陈昕著、北京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一书序,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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