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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拷问 真情流淌

── 关于散文创作的一点感想

来源:朱法元  发表时间:2010/6/18 10:39:23  浏览次数:3435  字体大小:
    早年在福建莆田当兵的时候,常读到一本刊物,名叫《蒲公英》,为莆田市文联主办,以刊登散文诗歌见多。每读到“入港”处,便不免手痒,也学着写起散文来。记得第一篇送到编辑手里的是《洁白的珊瑚》。编辑姓林,名字已忘却了,约五十开外,疏发,胖脸,鼻梁上架一副扁平的老花镜,看稿时眼皮半盖着,看人时便极力睁起,眼光越过镜架的上框扫将出来,使人觉得慈祥里透出少许滑稽,整个一个和蔼的老头。老头相当热情,细细的为我审稿,又不厌其烦地提出修改意见,末了还郑重地说一番“别泄气,坚持下去,必能成功”的鼓劲话。这么折腾三四个来回后,稿子竟然刊登了。我自是欣喜若狂,忙不迭地告知战友,其中一位“资深”者告诫我说:“你要把《蒲公英》作为摇篮哩,知道不?莆田什么地方?全国散文之乡啊!”我真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心想这个机遇可别错过了,在散文之乡学写散文,不是得天独厚么?从此便拜林编辑为师,一篇接一篇地写将下去。两年后,林编辑又把我介绍给时任《福建文学》总编辑的郭风老,郭也是莆田人,自是十分高兴,对我不遗余力,斧钺而正之。记得当时还送了一本他的早期作品《曙》给我,使我如获至宝,视为教材,保存至今。
    自从那时尝到了甜头,又得高师指点,我便一发不可收拾,竟与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30多年来,虽一直从事军、地机关工作,政务繁忙且经常处在逻辑思维之中,但散文的情愫却怎么也难以割断,只要一有空闲,或是遇到灵感的火花擦着了,便忙将思维从左脑转到右脑,驰入形象思维之境。就这样写将下来,不觉聚少成多,拉拉杂杂,良良莠莠,竟有数百篇。蒙敬爱的编辑们不弃,帮我在报刊上选登了不少。虽有很多质量不高,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先后编成了三本集子出版。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成为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现象,人称“江西散文现象”。说起“江西散文现象”,人们又总是用“三个方阵”来概括,即领导干部方阵、女性方阵和新锐方阵。我至今不知能不能站到哪个方阵里面去。“女性”自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新锐”又早超龄了。因为在政界供职已达30多年,不像样的也是个官员,那么勉勉强强就挤进“领导干部”方阵中去吧。
    领导干部(准确讲应为官员)写散文,自古至今、自中至外,并不鲜见,写得好甚而至于出上乘之作的亦不鲜见。我当然不敢与他们相提并论,我深知自己是“四不像”:虽在官场又多居“僚”位,喜写散文又少有佳作,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爱写散文的官员吧。只是读人之作,推人及己,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官员写散文,究竟应该写什么、怎么写?其实这又是一个不应有的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也不能要求每个官员都按一个模式、一种风格去写。但是既要动笔,就难免会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追求8个字:心灵拷问,真情流淌。
    官员散文的形成,既是一种既成事实,又是一种必然取向。散文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体,是逻辑、形象两种思维并用的产物。散文创作既有描刻,又有思辩,用的恰到好处,便是好散文、真散文。所以,从一定的角度看,从政与习文是贯通的。官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经历的复杂性、思维的高深性、社会的担当性和道德的奉献性,这正是写散文难得的原始条件。只有把情感的倾注和理念的阐发融合为一体,才能出经典之作、传世之作,才能令人玩味,引人思考,催人奋进。还有一说,古往今来,凡是散文写得好的官员,大都是不搞腐败的官员,都是老百姓口碑很好的清官、好官!我想很多官员散文诸如《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很多伟人、政要的著名文章、演说,之所以成为名篇,成为不朽之作,是颇能给人以启迪的。
    由上看来,官员散文应是官员情操和能力的一种体现。官员写散文,首先就应以严肃虔诚的态度,对自己的价值取向、人格修养、责任担承等进行深刻的思考,即对自己的心灵有所拷问。在我的散文创作过程中,就是带着这种拷问来表现情感、表达理念的。
    拷问之一:走出了苦难,有没有忘记苦难?
    我从童年走来,一路跌跌撞撞,爬坡过坎,实在不轻松。回观走过之路,我常笑称,我是“三从四得”:少年从军,中途从政,后来从文;从小读书得到了笔杆子,长大从军得到了枪杆子,后来从政得到了官帽子,如今搞文化实业还能得到一点够用的票子。我自己真的已经满足了。于是总会想到少年时代受的苦难,我的散文集《沉静的山歌》中,那些《担脚》、《烧炭》、《守夜》、“修水电站”、“冒险经商”等等不堪回首的经历,总是时时萦绕在心中,怎么也抹不掉。如今早已脱离了苦难,而且走上了较高的位置,那么有没有忘了苦难?这应是对我的品行的一个检验。记住了苦难,时时回忆苦难,就会满足于既得,不强求于未得,做一个安贫乐道之人;就会淡然于名利,坦然于曲直,安然于作息,愤然于进取。忘记了苦难,就意味着忘本,意味着背叛,就有可能走歪路。
    有朋友说:“苦难之于人,幸运的能够多年后苦忆当年,而有多少不幸的人则被苦难击倒,再也爬不起来?”这又使我想到了苦难的另一个功能。是啊,有多少人是终生被苦难包围着,突出不了重围呢?已经走出了苦难的人,一个重大责任,就是不能忘记那些还在苦难中的人们,应该有义务为他们做些什么。大到从制度上、从机制体制上革故鼎新,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小到提供自己的经验体会。在这一点上,贡献不论大小,只要有所作为。我想,倘能把我的苦难经历奉献出来,对他人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拷问之二:走出了山沟,有没有忘记百姓?
    我出生在幕阜山区,那里是革命老区,峰岭叠嶂,地处偏僻,极为贫困,号称“老大边穷”。青年时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走出了山区,迈上了人生比较理想的旅途。我人虽已走出了山区,但父老乡亲并没有在我的心中淡化,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倒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比如在《沉静的山歌》中,我描写了31个人物形象,既有我的亲人,又有我的好友,还有如管贤哩、吴经理、“老龟”等等有着不凡经历的人们,他们是百姓的代表,是芸芸众生的缩影。他们是那么可亲可敬,可怜可感。我忘不了他们,我不能忘了他们。一想起他们,我就会提醒自己,我们的所作所为,必须始终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我们如果不能让他们尽快摆脱贫穷,不能使他们真正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们就会愧对他们的养育,就是历史的罪人。
    拷问之三:走进了政界,有没有忘记责任?
    任何一个官员,肩上都担负着一份责任;任何一个小小的责任,都维系着治国安邦的大计。拷问心灵,就要拷问自己,你当了官,有没有忘了你肩上的责任?我在散文创作中,比较注重把较多的精力放在这一方面。我的近期创作计划是:以“情感”为纽带,编成三本集子,就叫“情感三部曲”吧。第一部是已出的《沉静的山歌》,为“故乡情”;第二部是描写我走出故乡,走上人生旅途后经历的人和事的,叫“旅途情”;第三部是写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感想感悟,特别是对自然社会的忧患意识的,叫“博爱情”。如果说第一部侧重于情感的剖露的话,那么后两部就是在情感之中侧重阐发理性的呼号。现在这个社会太浮躁,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引导人们沉静下来,多一些情感的温暖,多一些人性的关怀,多一些包容的智慧,共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我把这作为我为人为官的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尽管可能人微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还是要表达,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拷问心灵,是一种良知。官员的良知来自情感,没有情感,决成不了一个好官,更不可能有自我心灵的拷问。我的体会是,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只要你负了领导之责,就要具有三种深情,即:热爱人民之情;热衷事业之情;热盼和谐之情。爱人民是句大话,实际上就是包含在爱故乡、爱亲人、爱穷人、爱弱者等等之中。对事业的执着,不仅在于对自己岗位的尽心履职,更在于对理想、信仰、普世价值的忠心追求。而对和谐世界的渴盼,包括人类社会的和谐、意识形态的和谐、自然生态的和谐等等,都需要我们付出最大的情感去呵护、去催化。遍观大千世界,不正是冷漠太多无情太多贪欲太多,才导致危机四伏狼烟不息忧虑不尽么?这些情感,就像汨汨山泉,一滴滴一泓泓,轻轻地流淌在我的散文里,深深地渗入字里行间。
    拷问心灵也罢,流淌情感也罢,都是我的心路历程。我以为,散文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我心灵的一种陶冶。瑞典文学院在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颁奖词中,对她的散文特色用了“率真”二字。我想,率真即坦率、真实。只有率真,才能为人信服,启人思考。率真是散文的灵魂。要打动别人,先就要打动自己,连自己也感动不了的文章,是不可能为读者接受的。这就要有自我剖白、自我袒露的勇气,要敢于剖析自己,敢于反映事实,敢于阐发真情,敢于表达观点。一句话,率真就是要讲真话,即使真话不能全讲,也决不讲假话。有感于此,我的散文艺术追求就是直白,尽可能不加雕琢,不故弄玄虚。把较多的笔墨下在故事情节上,以增强可读性;直接表达主题观点,以增强理性;谋求经典语句,以增强警示性。可能这样做难达目的,或事与愿违,会不伦不类,“类如杂文”(贾平凹语)。可我还是愿意尝试下去,孰好孰差,只能听凭读者和方家们批评指教了。
    (2009年11月28日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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