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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军 阿桃送了我们一副绣花沙包
彭学军 走进阿桃的家
时间的刻度
彭学军 偷盗事件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08日 24 版) 朱法元——咆哮的大渡河
朱法元——万家岭大捷: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
朱法元——上高会战:永恒的见证
朱法元 夜登千佛山
陈政 未来乐园 钢铸的竹林
时光的面容
一枝笔使一切浪迹成为可能
三湾之水清兮
岁月光华六十载
阿桃送了我们一副绣花沙包
走进阿桃的家
偷盗事件
红枫树下的对歌
时间的刻度
时光的面容
一枝笔使一切浪迹成为可能
穿锦衣夜行
普瓦捷的夜 静悄悄
未来乐园 钢铸的竹林
羊八井:黄、白、蓝、...
夜 又见拉多希尔小镇
云霄万里
雄鸡图
夏趣图
宋松牛图
四季之春
陶瓷作品-1
陶瓷作品-2
陶瓷作品-3
中国娃娃
茁壮成长
期待
开国元勋
朱法元——咆哮的大渡河
朱法元——万家岭大捷...
朱法元——夜登千佛山
朱法元——上高会战:...
   姚雪雪文学作品

一枝笔使一切浪迹成为可能


  当笔尖离开纸面时,是什么状态?是奋笔疾书后思维停顿迟疑的一个片刻。我习惯笔尖向上,让笔的根部植于桌面。等思维贯穿后再反转过来书写。像记忆中的片断,在反复无常的轮回后,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九江市南湖支路17号,网上与我的名字相关的词条中这个地址反复出现,五年过去了,它们不曾在屏幕上相互失散,或许再过五年、十年以及无数个未来的日子,它还会与我的名字固守在一起。
  九江日报报业大楼矗立在这个位置。
  另一个地址的符号是八楼,大楼在刚造起来时,电梯还来不及开通使用,我从一楼走到八楼时经常气喘吁吁。广告部在三楼,我从广告部调至八楼《周未世界》编辑部时,主编笑逐颜开一子肚子坏水地说他一直想要我加盟,不过担心我弱不禁风,没有力气走上八楼。
  二十一岁参加工作进入九江日报时我是一个很瘦的人,大楼做起来拍宣传画时,摄影记者到办公室找我帮忙做一下模特,就是在大楼前走两步让楼有人气。那天我穿着并不适宜的衣服,毫无准备地拍了宣传册上的照片。照片上人细小得快无法辨认,但楼很高,它的裙楼两层,楼身瘦长笔直地冲向云天,那是一杆笔尖向上的造型。
  从我家去到南湖支路17号步行约二十分钟的路程,其中一大半的路程是绕着南湖往前走。中途经过九江宾馆。这段路是整个城市最秀美的精华所在,南湖公园连接在路的另一端,沿湖修建的城市壁画、木条栈道在公园山体的边缘向前伸延。这条路春天和夏天都极尽繁花和浓荫的妩媚。湖在眼前风生水动,碧波荡漾,我沿着湖不紧不慢往前走,时间掌控在自己手中,我只对交稿时间和版面签付印的时间负责。
  湖边沿路植种了几十年的茂盛的法国梧桐,新修出的湖边栽了些柳树,几年时间就长得绿荫低垂。有一年春天,在九江宾馆前笔直的路上(路又新修了一遍)忽然发现路两边种了两排柳树苗,回到编辑部很郁闷的对同事说,柳树是村姑的气质,适合种在泥土的池塘边,种在花岗岩的人行道上总觉两不相宜。话说过两天,忽然那些树都拔起来了,全部种上了桃花。
  桃花是我喜欢的花,春寒料峭,春暖繁华,粉红的颜色入眼沁心。桃花适合做这个城市的市花,本土诗人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产于此。不过还有另一种花能与之PK,在南湖边上,围出了一角,种上了密密的荷花,荷花硕大,荷叶田田。周敦颐的《爱莲说》也出自九江。我离开这个城市到南昌工作后,九江果然评出了市花,后者胜出。两者相比皆为精华,我个人更偏爱桃花一些,桃花不如荷花那般挺直丰腴、迎风招摇。我喜欢桃花在时令的敏感中细小的簇簇盛开,它凋零时悲悯的人生情怀,永远让我徒生出对一年中最美好的暮春时节的期待。不过桃花肯定不适宜用作行道树,让那些粉嫩的脆弱去抵抗人来车往的喧哗,就像是逼良为娼。
  九江宾馆坐拥南湖的腹地和中心,面前是一览无余盛大宽阔的湖。这里是政治首脑出入的中心,中央首长来了皆下榻于此,我的许多重要采访都在这里进行。听过九江人自大地说,把交通路口一封这里就像中南海。这条宾馆前的路上,在桃花栽上两天后,也拔了起来,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也充满了疑惑,这条路到底准备种什么树呢,是否应该是银杏、广玉兰之类?
  我在这条路上来去了多少年呵!十年的四季,花开花落,从二十岁到三十多岁,人一生中最美的十年,我去往的城市我重新生活的地方再也找不到这么美的一段路程。我曾千百回低语徘徊在这条路上,青春无敌地在心中装着这样的句子:我是目光,也是景色。
  从湖边的绿树和金光中走过,走上九江日报八楼《周末世界》编辑部,把穿着松糕鞋的脚轻松地伸到办公桌的底下,和曾经最亲密的女友开始海阔天空地神聊。大智若愚的丁伯刚,在一旁时刻加入我们的话题。赵主编手捧茶杯从隔壁房间进来了,谁不和我们一起聊天,是显然的孤单。我们紧密地围坐着,那些和谐、机智,充满情谊的时光像分享晚餐的桌面。某一天,我们发现湖边又在做什么修理,我们希望湖的幽静不被打扰,反对一切对湖的大动干戈。聊着聊着,编辑部一致认为有必要发一篇文章反对一下。那阵势大有指点江山的意味,因为笔和阵地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路途是记忆的线索,我进出的九江日报的大楼,我很远就能看到它的身姿。像征笔尖的屋顶鲜红夺目。
  我经常在报社大厅里遇到孙老师。但凡有中央领导来九江视察,必定是孙老师出马,他拍的照片一丝不苟滴水不漏,让人踏实放心。我在九江日报所有文字稿配图通常都是找孙老师合作。从战地记者转业到地方,孙老师身上完全没有一点战地的杀气。他待人谦和得会让人忐忑不安,他一见面就会由衷地夸赞你,你心里当时肯定是十分舒服和有些得意。而且孙老师每次见面都这般地称赞你,久而久之,真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奇才。不过后来才发觉,孙老师对别人也是如此这般称赞,他毫不吝啬把他的赞美送给别人,而且由衷地真诚。这让我对他的称赞终究有些泄气。
  1997年我接手九江日报久负盛名的《花径》副刊,当时的主编余老师满怀怅惘之情把这块阵地交给了我。余老师因为调离九江日报而离开《花径》副刊。我怀着惶恐的心双手捧着这块圣地。我们的老总编微笑着说,有一块自留地种菜多好呵!
  我接手《花径》的第一期我总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有一个类似仪式感的交接方式。于是我约请余老师写了一篇千字文,以使余老师十几年耕耘花径的辉煌岁月能对读者有所交待和了结。那篇文篇发在我入主《花径》第一期的头条,里面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稿子发了,总编并不满意,是因为对作者的不满意,我也忽然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回味出原来我只是余老师笔下“流水的兵”,兵的概念中的一种是一往无前,死不足惜。
  对文字的编排和翻整,我天生有着十足的兴趣。一个人过于专注做一件事时,反而容易疏忽其他。我终于犯了一次大错。报纸出来时,这个错赫然就在眼前。一篇李耕老师的短文《米芾第一山》,标题字错了,“米芾”变成了“米蒂”,而且内文中同一个字一溜错到底。从内心我是一个过于追求完美的人,做事还算认真仔细,但也有一疏忽造成大错的时候。打字员一开始文字输入时就从头到位打错了这个字,而我看稿时完全无防备,注意力都集中在文章内容的本身。我羞愧不已,如鲠在喉。更大的不安在后面。第二天上班时,我的桌子上放了一封展开的信,上面是老总请我阅读的批示。一旁的同事努努嘴说,刚刚刘总上来了,放了一封信在你桌上。
  一封读者来信,用了几千字的篇幅论证一个问题,米芾的芾字为什么会错?疑惑一:大作家李耕老师学惯中西,显然笔下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疑惑二:编辑姚雪雪自己从事写作,颇有文学素养,应该也不会犯这样的错。疑惑三:为什么还是出了这样的错?
  刘总再没有对我说过有关这个错误的任何一句话。他的沉默和庇护比任何的言语都使我更愧疚,更使我把错误牢记于心。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李耕伯伯写了一封道歉信,李耕伯伯回信很慈爱地原谅了我。第二件事,若干年后,我编了一本《文化名人庐山畅想》的书,我把《米芾第一山》收录其中,亲手改正了这个错误。至此心里才算平抚。那以后,我在工作上再没有什么大的失误,我很认真。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我对刘总永远心存敬重和感恩,他居然没有批评我。
  其实报纸上文字出差错是常有的事,只是看你出在什么地方。报社新来了社长,新社长到任不久报社晚班转新华社的稿子,谁都没留意的重大错误潜伏在文章其中,第二天飘散着油墨味的报纸无可救药地显示: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出了错。重大处分从市委常委会下来,从上插到底。可怜的新社长,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没站稳脚就一个趔趄摔得鼻青脸肿、灰头灰脸。
  报社是这个城市多种力量争夺的阵地,是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报纸的版面安排常常成了矛盾的引爆点,作为放大镜和显微镜式的舞台,这里上演的戏有着十二分的精彩,看热闹的资源取之不尽。报社记者传播核心内幕、小道消息有十足的权威。一个貌似的旁观者。那些日子,人们意味犹尽地说,有斗争是件好事情,可以促使斗争的双方彼此力量的迅速积聚和增长。动荡、裂变、更新、重组。报社那以后换了一任又一任短命的领导。
  清晨的露珠是谁洒下的泪呢?弯弯的新月又是谁的笑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明白,哪条路通向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只是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的极地,也无法确定行走的路。远方是大而无形的愿望,眼前是习惯巢穴的羽毛。故土从来都是疑问者与世界之间的牵连者。伏卧在故乡的玻璃罩下,呼吸越来越成为一种隔膜。仿佛必须叫喊,使玻璃碎裂,才能最终触摸透过玻璃罩所能看到的外面。砰然的破裂中,我被玻璃划出血痕时,我才想起羽毛曾经琐碎的温柔。经过烂漫与灼热、萧肃与皑皑,承载了我十年岁月的九江日报,我离开它,以笔尖的方式开启流浪。而生活的本身变得多么孱弱呵。
  “我的眼睛不断扩大,像两个水圈,已覆盖了我的额头,已遮住了我的半身,很快便将大得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大,远远地超过我:在它们中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为了避免孤独,我要许多东西进入眼睛的圈内;月亮、太阳、森林和大海,我将和它们一起继续看这个世界”(索雷斯库)。装满了我十年全部的九江日报,谙熟使我不需要用眼睛来盛载它,它像一个冬眠的虫子,随时有可能醒来,每次都以猛然咬得人痛的方式在我心里复活。
  我们进报社时就在总编室跟随市领导采访的老主任,退休了返聘在报社考评办上班。他的儿子开着车子装着他出门,在江边的长江大桥下,车灾发生在一瞬间,老主任血肉模糊中撞飞了一边胳膊一边腿。儿子无大碍,在医院抱着父亲疯一般血泪横流。
  不久以后,一件更悲痛的事发生了。另一位副总编H老总的儿子出事了。H老总已经退休,他管人事,当年我在他手上进的报社。他那时挺罗嗦,总说些不得人心的话,比如报社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等等。我开始对他有些天然的不喜欢。其实后来我发现每次报差旅费时,H老总还算大方干脆。慢慢发现,其实老总编还是很慈祥,毛病只是婆婆妈妈一些。H老总的儿子比我小两岁,同我一批进的报社。那时觉得比自己小的男人都象一个拖着鼻涕泡长不大的男孩。小H工作很上进,工作几年后对人情世故俨然很熟练,而且在我身后把“姐姐”两个字也叫得很亲热。我离开报社时,小H在报社广告部干得有模有样。广告部常年要陪客人吃喝。某一天,小H喝多了一些,他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把客人送到江边上船。热情的他,下了车,执意要把客人送上船,就在这送的途中,一失足成千古,他从趸船的桥上掉了下去。人们只听到扑通一声,转身发现人没了,再打手机,已没有任何的声音。小H不会游泳,唯一留下的证据只有停在江边的那辆车。
  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个消息传到当时刚到南昌工作的我耳朵时,极富杀伤力,让我心里直哆嗦。我整理了一些儿童书,寄给小H那个只有两岁还不谙世事的可怜孩子。我后来回九江,在路上与H老总不期而遇,他本来就尖的脸瘦得不成样子,头发白了许多。我握紧他的手,说不出什么话,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紧接着还有不幸,我的朋友Z,我离开九江日报时他已提拔为副总编。他十七岁的儿子,突发高烧,送到本地医院后转到上海,诊断为血液病,生命从盛开时到突然的凋零,前后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是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时间。他在上海送儿子治病时,我还同他通着电话,不久就听到噩耗。人生的变故让人惶恐不已。听到消息那天,我握着手机,始终不敢同他打电话,也不敢去安慰他。
  刚到南昌的那些日子,密集的伤痛总是不停地得以求证,强化和呼应。从熟知启程,走向未知,一切感官都清醒了,每一个瞬间都是经历,每一种陌生感都耗费精力。收获经验,经历痛苦,我们无法摆脱内心的冲突,是因为既回望旧地又在不停地出走。归来时,创伤成为见识,故土已是永远的异地。拂开血泪的消息和记忆中的不快,等到所有的都慢慢安稳下来,只有春天的湖在我心里无限扩展,覆盖一切成为故乡全部的美好。
  我的根在旧地难以自拔,我的枝叶和花果却在别处盛开。远离对流浪来说已成为不可避免,一枝笔使一切浪迹成为可能。
          
(原载2012年第1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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